订单回升企业措手不及 珠三角再现民工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个月前还到处求人为自己手下的人找工作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牛”起来了，整天是企业求他派人，而他却“无兵可派”。 　　从去年年底珠三角的“民工慌”到现在的“民工荒”，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劳资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的再次暴露。 　　9月5日，星期六(25.03,2.28,10.02%)，照例是东莞市各种人才招聘会集中举办的日子。位于长安镇的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了一场大型现场招聘活动。早上8点，两部分别能载20多人的电梯，开始把求职者源源不断地送到招聘现场。当天，这家号称“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力招聘基地”，吸引来480家企业进场招人，其中不乏富士康这样的知名企业。仅就进场数量而言，已接近金融风暴前的8成。 　　几个月前，这样的场景在珠三角人力资源市场还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愁的是没企业招人，特别是春节过后那阵子，一场招聘会通常只有百来家企业进场。”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市场策划许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现在企业招人的热情有了，一回头，却发现没人可招了，特别是生产线上的基层作业员，简直成了各家企业抢手的香饽饽。 　　距离“汇安”不足500米远的另一家人才市场“智通人才”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困惑：虽然招聘岗位数量上来了，甚至深圳的一些企业也跑过来招人，但求职者的进场数始终明显低于往年水平——到处都有工厂要人，可就是无人可派。 　　以电子、塑胶、五金模具闻名的东莞市长安镇，户籍人口只有3万多，外来务工人员却有100多万，综合经济实力在东莞市32个镇区中排名第一。在镇上的几个大型工业园区随便走走就发现，几乎所有开工的工厂都挂出了内容相同的条幅——大量招聘普工，男女不限，有的甚至在大门口直接摆出招聘的摊子，派专人守候，大有一个都不放过的意味，但厂外的马路上却很冷清，几乎见不到求职者的踪影。 　　如今，让东莞乃至珠三角的企业老板们集体头疼的是，即使提高了招人的工资待遇，还是找不到足够的工人。 　　种种迹象表明，近两个月来出现的珠三角“民工荒”正呈愈演愈烈的态势。 　　订单回升令企业措手不及 　　位于长安镇霄边工业区的新时电子厂，是当地一家知名的港资电子制造企业，主要为国外品牌电脑配套生产硬盘驱动器等零部件，产品全部出口。 　　“你看看我们门口的工装箱，现在基本上又都用满了。”谈及企业眼下的生产状况，东莞新时电子厂人力资源部经理王亮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这家工厂的进门处两侧，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为员工上岗换装准备的工装箱，一共有3000个，当初的红火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受金融风暴冲击，春节前后，这个厂的订单骤降70%，员工最少时只有900人。 　　“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今年2月，记者在长安镇采访时，刚刚完成一批裁员，正在制订企业节能计划以期待渡过难关的王亮对工厂的前景毫无信心。那个时候，压缩生产规模、降低人力成本、减少营运费用，几乎是珠三角所有外向型企业共同采取的自救措施。 　　王亮没想到的是，4月份以后，厂里的订单突然多了起来，各个生产部门全向他要人，这让担任人力资源经理的他压力剧增。接下来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提高了工资待遇，仍然无法招到足够多的一线工人。 　　迫于生产需要，此前只招女工的新时厂破天荒招了200个男工，甚至想到了提前“打点”手里有人的劳务中介。“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可厂里到目前仍缺近300人，短缺的生产能力只能靠工人加班的方式来弥补。” 　　王亮告诉记者，生产状况得以改善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海外市场需求回暖，订单增多；二是一些竞争对手在金融风暴中倒掉。 　　“现在的生产状况基本上已经回到了去年10月的水平。”随着效益的回升，王亮已经开始着手制订今年的员工旅游计划了。 　　唐韵敏供职的电子企业是为诺基亚等移动电话和个人电子产品提供金属部件的配套企业，高峰时厂里曾有6000名员工。金融风暴袭来后，企业员工锐减至2500人，只有30%的生产线维持生产状态，这种状况是已在这家企业工作了八九年的唐韵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然而，从7月底开始，工厂订单的猛增让担任人事主管一职的唐韵敏措手不及。“在长安镇，我们厂名气大、待遇好，以往只要在门口挂出招聘广告，一天招五六十人没问题，现在一天下来也招不上10个人。” 　　为缓解人力紧缺的局面，唐韵敏把招工的年龄上限由原来的25岁放宽到40岁，基本工资加上技术津贴，职工月收入高时能达到3000元。 　　“就这样还是招不到人，没办法，整个市场都没人啊。”唐韵敏说，她甚至想到给金融风暴期间离职的员工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回来上班，但回来的寥寥无几。 　　人到哪里去了 　　作为东莞市劳动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主任，萧欣欣一直关注着东莞企业用工情况的变化。从去年11月起，他委托市里几家大型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每周上报一次有关市场变化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市场求人倍率是0.75，也就是说，市场上有一个人但只能提供0.75个岗位，这差不多是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了。”萧欣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今年4月开始，市场出现恢复性增长，1.13、1.27、1.38，数字一路上扬，到7、8月时，更是表现出强劲反弹，目前最新的数据是1.5，即企业需要1.5个职工，但市场只有1个劳动者供给。 　　随着数据的变化，东莞“民工荒”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是萧欣欣所在部门的职责。除了向对口省市发布用工信息外，8月29日，由一位副主任带队，东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带着40多家企业的5300个岗位前往人力资源输出地——广东省云浮市举办招聘会，为了让招聘会达到预期效果，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还自掏腰包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广告，并在下辖各镇挂上招聘的条幅，甚至租好了大巴车，准备把招来的人直接拉回东莞。 　　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轰轰烈烈”的招聘会上，进场总人数不足1000，招聘会当天有意乘大巴车去东莞的只有131人，第二天打电话落实时，这一人数降至42人，第三天开车时，最终随车前往东莞的只有31人。 　　这种结果让在劳动就业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萧欣欣感慨不已，他回想起了当年闹民工潮时的景象：“那时候，从莞城区到中堂镇，107国道两侧蹲着的都是来东莞打工的人，领头的联系好后，租上一辆四轮车，一伙人‘突突突’地就奔工厂去了。”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当时他们甚至还要跑到火车站去劝阻不断蜂拥而来的农民工。 　　可眼下，主动出去招人都招不来了。 　　感慨之余，萧欣欣对这一轮的“民工荒”做了理性分析。他认为：其一，金融风暴肆虐时，东莞劳动力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近百万人被迫离开东莞。一部分人回到家乡，受惠于当地政府的就业创业政策而留在了家里；另一部分人则流向了长三角以及西部，还有北京、大连等地。 　　其二，虽然往年这个时候也是企业生产和用人的高峰期，但金融风暴导致的预期不明朗让很多企业信心不足，无法、更不敢在年初就制订好全年的用人计划。因此，当订单回升、生产任务骤增的时候，企业无法有计划地及时补充人力，从事一线生产的基层工人更显紧缺。 　　在萧欣欣看来，求职群体的变化也是催生这一轮“民工荒”的一个原因。现在出来打工的人，70%以上是“80后”、“90后”，与上一代背着竹篓来打工不同，这一代是拎着拉杆箱进城的，除了工资福利外，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一线的辛苦工作。“当然，这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使然，不是年轻人有什么错。”他说。 　　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输入地由原来的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变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西部地区；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内销型转移；三是在输出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农民工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