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杨建顺 中国人平易近大年夜学法学院传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比来，来自全国的240余名掉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度卫计委表达“赐与独叫后代逝世亡家庭国度行政补偿”的诉求。之后，卫计委答复称“没有司法根据”。那么，大年夜司法层面看，计生政策与掉独家庭之间毕竟什么关系？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超勇 练习生 孟亚旭
1、新京报：一般认为，筹划生育家庭为国度成长作出了供献，国度责无旁贷。你也曾表示“国度有义务救济救助掉独群体”，那么，这个“国度义务”到底是什么？
杨建顺：“国度义务”这个说法争议性比较大年夜，不合的汗青时代对它的定位也不雷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是自由本钱主义时代，按亚当·斯密的不雅点，就是用“看不见的手”引导社会走向繁华，即国度不插手，什么工作都是小我本身做。
后来产生了“社会国度”的概念。比较典范的如1917年的前苏联和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认为国度不仅要关怀社会的成长，还必须保障小我能“像人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社会国度”的理念。包含中国，都是大年夜大年夜的方面来定位“国度责确票。
2、新京报：就掉独问题来说，今天若何大年夜法理上来界定“国度义务”？
杨建顺：“国度义务”须要很多的轨制造支撑来保障公平易近的生计权，这是行政法层面，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度责确票。但作为法学家、轨制分析家，还要着眼于具体的权力义务层面，“国度义务”须要有司法的支撑。
以前，掉独群体响应国度政策、立法的号令，固然在政策上有相干的优待，但政策是赓续变更的，“国度义务”显得异常笼统，但跟着《人口筹划生育法》的制订实施，相干的优待就要落实到轨制上去，“国度义务”也应当比较实袈溱。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国度义务”更多的是“国度义务”。大年夜给付行政方闷匠，国度义务有不少种类。宪法上有“物质赞助权”，即国度有物质赞助的义务，在公平易近年迈、疾病、掉去劳动才能时，有大年夜国度、社会获得赞助的权力，反过来就是国度的一种“义务”，但不是“国度责确票。
3、新京报：“国度义务”和“国度义务”的最大年夜差别是什么？
杨建顺：义务和义务是不合的，“义务”主如果承担后不雅，不克不及泛化，不克不及作为义务来架构。
大年夜法理上讲，任何人不得大年夜其违法行动中获利，反过来讲，任何人都应大年夜颇┞俘当的行动中获利。当公平易近因为响应政策或遵守司法出现损掉时，国度有义务去弥补。义务是义务不实施才承担的后不雅。所以，对掉独群体来说，国度应当赐与响应的保障。
4、新京报：你曾说“计生政策与掉独并无必定接洽，是一种有时结不雅。”但在很多人的眼中，如不雅没有计生政策，就不会有后来的掉独，至少会大年夜量削减掉独。大年夜行政法的基来源基本理看，计生政策和“掉独”到底是什么关系？
杨建顺：在谈到义务和义务时，有一个前提，必须有必定或相当的因不雅关系才能归责。掉独不是计生政策的必定结不雅，有人说是计生政策导致了掉独，其实计生政策和孩子去世之间没有必定的因不雅关系。
我一向强调，在国度救助上，应当对掉独群体进行倾斜，为什么要倾斜？原因有二：一，二者固然不是相当的因不雅关系，但照样有必定的关系；二，大年夜行政犯法理上讲，“有权力的行使”或者“有伤害”就要有救济。
如不雅是公权力请求公平易近筹划生育，那国度就应当有救济，事实上我国经久以来都是有补贴办法的，大年夜法理上讲都已经解决了，只是实际中这种补贴跟着社会的成长显得偏低。
如今出现掉独情况，这就涉及“有伤害就有救济”。然则不是国度真正伤害了，是国度夺去了孩子的生命吗？这个还不克不及画等号。
固然国度没有伤害，但已经形成了如许的一种结不雅，那国度就要承担义务，这就是行政废喔赡“结不雅义务”的原则，与公平易近权力的行使无关，只要有结不雅，国度就要承担义务。
父母不幸掉去一个孩子，如不雅还有其他孩子，苦楚可能会弱一些，如不雅是独生孩子，苦楚会更强烈，因为没有“替补”，“没有替补”是政策导致的结不雅，而“掉独”(孩子逝世亡本身)和政策无关，二者要区分开。
5、新京报：在“掉独”问题上，“国度义务”的性质和大年夜小若何界定，毕竟算补偿、赔了偿是救助？
杨建顺：如不雅叫“补偿”，还有必定的可支撑性，但如不雅是“补偿”，是没有根据的。
日常生活中，说“补偿”和“补偿”是没有严格区其余，但在行政法上，补偿鹤芄播是严格区分的。补偿是对违法行动的解救，补偿是对合法行动的解救。行政晃荡违法导致的伤害才能叫损害怕偿，行政晃荡合法导致的公平易近的损掉叫损掉补偿。
“一对夫妻一个孩”是国度政策，没有违法性。如不雅是在具体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有违法操作，另当别论。所以从属性上讲，补偿是不成立的。
行政废喔赡补偿也须要有因不雅关系。计生政策和掉独没有相当因不雅关系，所以补偿也难以成立。
但既然是因为司法、政策的规定，公平易近才没有多生孩子，那公平易近应当获得一种保障，这种保障是国度的行政给付，也就是宪废喔赡物质赞助权力，但它本质是请求权，国度要根据情况，如家当、家庭生活等情况才能决定。除了物质赞助，更应重视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等轨制/办法的完美，而这倒是如今缺掉的很重要的一块。
6、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补偿也难以成立”？
杨建顺：如不雅必定要谈“行政补偿”，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行政补偿是合法行动导致的损掉，因为缺乏必定的因不雅关系，界定比较难。但如不雅我们能大年夜行政补偿的理论长进行拓展，把借居的因不雅关系纳入个中，架构起国度补偿的义务；或者按照结不雅义务的理念来架构，也不是弗成能，但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我如今所做的，就是尽力架构这种因不雅关系。
7、新京报：《人口与筹划生育法》明白规定，独叫后代产生不测伤残、逝世亡……处所人平易近当局应当赐与须要的赞助。卫计委也表示调和做好扶直工作。这种“赞助”和“救助”属于什么性质？
杨建顺：这就涉及“行政给付”的内容。行政给付是国度对公平易近有物质赞助的义务。“行政给付”分很多种，扶直金、救助金、安慰金等，赞助和救助都是属于行政给付。
今朝来讲，国度有如许的偏向性和价值性的断定，但给什么，如何给，没有明白。
8、新京报：问题是这种偏向性和价值性的断定也轻易把“国度义务”虚化了？
杨建顺：反过来看，这种宣示也很重要，因为宣示后相干政策、立法才有推动力。“赐与须要的赞助”，但给若干？大年夜具体的家庭受到的损掉、苦楚进行评估，进行不合的分档。
除此之外，社区也应当是很重要的主体，但实际中往往不二患咀用，这种情况下国度应当承担更重的义务。
防止“国度义务”虚化，最终的解决之道照样那句话，应当在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下工夫，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9、新京报：今朝卫计委认为“行政补偿没有司法根据”。你也赞成该说法，那么“于法无据”是否合理？
杨建顺：在国度成长的过程中，司法还有很多的空白，空白肯定是不合理的，但仁攀类的成长老是有过程的，掉独的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之前，立法者不克不及猜测到这个问题。
如今已经意识到掉独的问题，所以应当尽快立法。但立法没有那么快，须要相干部分看重、立项、调研、草拟、听证会等，须要人力、物力、时光的投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我国今朝立法的义务很重，就掉独问题能不克不及零丁立法，也很难说。
我建议分步走，先制订政策，各个处所按不合的情况可以制订处所当局规章、处所性律例，在掉独情况比较严重的处所，可以进行试点，之后，全国性的立法就有了可能性。
是以大年夜务实的角度讲，专门立法不太可行，但可以在现有的司法中进行有益的弥补来解决，尽可能地形成一些文件，规范性文件在解决问题上有便捷性，如许才能慢慢推动立法。
10、新京报：曾有学者建议建立“国度计生家庭风险保障基金”，此举是否可行？
杨建顺：这个建议很好，但大年夜轨制的架构上讲，必定要有可持续性，有公平、平等的理念贯穿个中。
给付和征收是相对应的，行政给付主如果经由过程征收来实现的，也就是纳税，国度给须要赞助的人以赞助，但须要纳税人的钱。在给付的过程中也不克不及一刀切，不百口庭情况不合。
所以，关键不是支撑或不支撑，而是若何运坠笮政给付，大年夜家能不克不及接收“国度计生家庭风险保障基金”，接收才能去做。
大年夜价值论的角度讲，可以推敲把今朝的社会抚养费拿过来当基金，如不雅把这一块能用起来，取之于平易近用之于平易近，应当是很不错的选择，但实际中有没有可操作性，照样未知数。尤其是“社会抚养费”自身的问题也一向没有获得解决。
(原标题：“掉独家庭”和“国度义务”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