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88岁的老顾焦急等待120急救车时，营救他的却是一个步履蹒跚的“病人”。.hzh {display: none; } 半个月前的一天早上，老顾在上海市管弄路居民区的一个公园里散步时，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家人拨打急救电话120，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救护车”。等40多分钟后救护车赶到，老顾已经不幸离世。 在老顾的家人看来，急救车辆的姗姗来迟，导致他错失救治时机。“他其实只需要一些氧气。”事后，一位医生这样告诉老顾的外孙女小栾。老顾除了肺功能不太好，没有其他大病，连高血压这样的常见病都没有。 病重的反而是救人的120。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建立于1950年的上海医疗急救中心，和全国许多其他城市的120一样，早已“疾病缠身”：由于缺乏完善的分级制度，当不合理呼叫和骚扰电话如同病毒一般袭来时，它毫无招架之力；广泛存在的急救医生缺口问题，让这个拥有先进设备、看似强健的身躯羸弱不堪；道路拥堵、病人集中选择大医院……任何一个小创伤，对于120急救系统来说都是致命伤。 越来越重的负担：2012年上海急救服务出车中，40%为非急救任务 当老顾感觉喘不过来气的时候，家人第一反应是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即将到来的住院做着准备，生怕救护车赶到时少拿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急救电话是早上7点25分拨打的。不过，拥有616辆救护车的上海市急救中心，此时却无车可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院办主任管敏承认，目前救护车用车紧张，特别是在每天上午的高峰时段。 仅从数据来看，在常住人口2300多万的上海，大约每4万人就配备一辆救护车，超过国家规定的每5万人一辆的标准。可惜，有限的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急救服务出车达到59.45万次，其中非急救任务占到40%以上。 6月26日早上8点，在老顾家附近的普陀区人民医院急救站，医生赵炯刚上班就要出车。正值早高峰，司机频繁地交替踩着油门和刹车，随时准备按下鸣笛按钮。按照道路法规的规定，救护车在执行任务时，可以无视信号灯等道路法规，但必须“保证安全”。对于不少司机来说，这个规定让他们不太敢借道行驶或闯红灯。 10多分钟以后，救护车赶到现场。车刚一熄火，赵炯和担架员就跳下车并抬出了担架车。有时候，这个包括司机的3人团队，要在逼仄的楼道里搬运病人。 但等待赵炯的只是到医院复诊的老太太。这已经是她出院后第3次叫救护车复诊了。这个腿上打着石膏的老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何不妥。目前，上海市的救护车取消了抬病人上下楼的抬抱费，只收取单程费用，这意味着叫救护车“比出租车方便划算”。 对于这种情况，急救中心不仅无法事先甄别，到现场后也不能拒绝拉人。据说，有人会因为手被水果刀划伤拨打120，还有人和他人吵架，“装心脏病发作”拨打120。北京一位急救医生抱怨，自己每天出车八九趟，最多的时候有一半不需要救治。 被这些不合理呼叫弄得团团转的120急救系统，还要承担这座大城市的转院任务。上海许多医院都对病人的住院天数作出限定。许多病人即使没有康复，也需要转入下级医院。 当正规军不堪重负之时，“山寨救护车”这剂假药出现了。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在安徽、河南等其他省市取得运营执照的救护车，上海急救系统很难对其进行监管。 “上海的急救车辆，重点是保障危重患者的救治，在每天上午急救用车高峰，恳请市民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理解。”一篇来自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宣传稿件这样呼吁。
但“合理叫车”是一剂良方吗？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的王亚东教授质疑道：“普通市民如何判断该不该叫救护车？” 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调度室里，顾家的求救电话和其他来自复诊患者和转院患者的电话一起，被这里的14名接线员接起。调度员会确定地址、询问病情、寻找车辆并下发任务，一切操作按照规定将在一分钟内完成。 而在另一套名为“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中，调度员将大有作为。在这套由美国国际急救调派研究院研发的系统中，调度员会按照一套严格的规范进行问询，将病情从轻到重分为6个等级，依照紧急程度派出车辆。在急救车辆派出后，调度员还会通过电话进行简单的急救指导。目前，这套系统已在苏州等城市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