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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向型经济体制升级到开放型经济体制，从扩大开放到更广泛深入的全面开放，意味着市场环境、相关制度与规则的深层变革。

▲既要维护自身贸易权益，又要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同时能在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需要承担的多重任务。资料图。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四个“更”，描绘了中国对外开放即将达到的新高度，也揭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转轨升级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带有强烈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也就是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按照国际市场规则，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占据位置，在国际市场赢取份额。毫无疑问，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外向型经济的运行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消耗的增加，传统的外向型经济面临人口和自然资源红利萎缩的挑战。此外，产业升级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以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为起始点，全球经济一体化正面临25年来最严峻的单边主义挑战，自由贸易的规则遭到质疑破坏，对全球贸易的无端干预正在增加。

需要看到，与新挑战并行的，是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权重在不断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连续14年位居首位。既要维护自身的贸易权益，又要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局，同时能在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需要承担的多重任务。

了解了这一现实背景，才能够理解提出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外向型经济体制升级到开放型经济体制，从扩大开放到更广泛深入的全面开放，这不只是经济特征和政策表述的变化，还意味着市场环境、相关制度与规则的深层变革。

当然，推动制度和环境的变革事关重大，需要大量的前提准备工作。回顾近年来对外开放的新举措，可以发现清晰的预备动作脉络：打造自贸区、自由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目的是通过多轮的差别化探索，积累丰富的压力测试经验；外商投资准入清单持续精简，金融等关键性行业、领域市场不断开放，进口商品和服务持续增长，目的是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和规则融合；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投资通关便利化，目的是让外资愿意来、留得下，同时促进内外资企业、大小型企业间平等竞争。

而在未来，从适应国际规则到改革国际规则，将是中国对外开放最重大的、也最艰巨的命题之一。这既需要通过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发展，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需要中国对外开放打开新局面。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从近期的新闻中可以发现，对外开放正在形成新的聚集效应：外商投资准入清单将进一步压减，今年前三季度引进外资企业超过了3万家，全球投资组合经理最多采用的基准指数MSCI连续提升A股纳入比例，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在世界银行排名榜上连年跃升，正在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家企业、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个部长级参观团参加。

可以说，这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成果，不仅强化了中国经济面对新挑战时的韧劲，同时也为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有理由相信，作为建立在实践基础和对形势的清晰判断上的战略部署，以更高水平开放型新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开放，在未来还会呈现出更为宏大的气象。

编辑：何睿  校对：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