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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专访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为世界遗产探索“中国经验”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编者的话：今年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55项，首次位居世界第一。而在1985年加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以前，中国的世界遗产为零。从无到有，到成为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在申遗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引人深思的曲折故事？在国际语境下，如何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环球时报》记者近期走访今年新入选的世界遗产地，并采访多位申遗及保护亲历者，相关报道将陆续刊发。本期《环球时报》邀请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讲述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大国背后的故事。

　　实现三个转变

　　环球时报：1985年加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以来，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从无到有，到位居世界第一，这一成就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田学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世界遗产公约》，现有193个缔约国，是全球范围内缔约国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公约之一。《世界遗产公约》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遗产保护事业，全球167个国家的1121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这些遗产地面积相加超过370万平方公里。

　　我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世界遗产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世界遗产相关工作取得长足进步。总书记多次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文明交流互鉴等发表重要论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逐步实现了由主管部门保护向全社会共同保护的转变、由偏重遗产资源本体保护向遗产与环境整体保护的转变、由局限于国内保护向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共同保护的转变。

　　中国深入参与《世界遗产公约》构建的世界遗产工作体系，在学习借鉴国际保护理念和经验的同时，也探索积累了“中国经验”，为全球世界遗产事业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贡献。第一，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世界遗产工作体系，遗产研究和保护水平不断提升。第二，我国是30年来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有效保护遗产资源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撑了世界遗产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播。第三，我国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平衡性与代表性作出了积极探索。我国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及文化景观遗产所体现的自然与人文和谐交融、“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社会传统，丰富了世界遗产的科学价值和人文内涵。我国成为拥有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国家，也展示了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第四，我国在数十年间不断探索活态遗产保护方法，建立了“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名录制度等有效保护机制，推动了国际社会有关“乡村景观”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工作。第五，我国积极落实教科文组织在遗产领域的全球战略，为缔约国提供能力建设和遗产地监测服务，如为柬埔寨、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考古、遗产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故宫举措值得借鉴

　　环球时报：在中国55项世界遗产中，哪项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最曲折？

　　田学军：申遗是一项周期较长、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每个项目都需要长期、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及各方面的密切配合，才能获得成功。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例，该遗址的发现、发掘和考古工作始于1936年。1994年，该项目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今年7月6日才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从发现、发掘、保护到申遗的全过程，历经80余年，几代人为此付出艰辛努力，包括考古研究者、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人员、遗产地民众等。

　　环球时报：据了解，曾有世界遗产地因保护管理状况原因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从《世界遗产名录》除名。我国丽江古城等世界遗产也曾因过度开发等问题引起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您如何看待世界遗产“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

　　田学军：鉴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严格标准和要求，“重申报”也就意味着必须更加主动地提升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关于世界遗产的保护，《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明确了缔约国和遗产地两个层面的责任。中国在国家层面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视和投入，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但一些项目申遗成功后，遗产地的管理系统无法及时应对随之而来的旅游压力和后续的发展压力，会给人留下“轻保护”的印象。比如你提到的丽江古城遇到的问题，威尼斯等许多世界遗产地也都面临类似的问题。这方面我国的世界遗产地一直在探索有益做法，比如作为我国首批世界遗产的故宫，就在近年提出开放更多区域、限制每日游客数量等举措，值得学习借鉴。中国在遗产保护研究、传承利用方面积累的经验、形成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1999年，黄山被教科文组织授予“梅丽娜·迈尔库里世界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国际荣誉奖”；2012年，九寨沟获得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最佳示范奖”；2018年，大运河因其良好的保护管理状况得到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肯定。

　　世界遗产治理处于十字路口

　　环球时报：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中国福州举行。作为这届世遗大会主席，您对大会有怎样的期待？

　　田学军：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遗产在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然而，世界遗产面临气候变化、发展压力、蓄意破坏、自然灾害等威胁，遗产地旅游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与此同时，世界遗产全球治理也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世界遗产名录》代表性失衡，非洲、阿拉伯和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遗产数量偏少；自然遗产在遗产总数中占比偏低，不足1/5；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委员国乃至所有缔约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担责任。如何通过举办世界遗产大会进一步促进我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发展；如何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呈现我国世界遗产领域工作成就；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对世界遗产全球治理的贡献度，贡献中国智慧、共享中国经验，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提出承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重要考虑。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作为大会主席，我将与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咨询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会同国内相关主管部门和福建省、福州市有关方面一起努力，共同办好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争取在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