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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旅日中国学者讲述“平成30年”：日本“变小”，中国变大

　　日本德仁天皇的即位典礼将于10月22日举行。30年前，明仁天皇1989年即位时日本年号由“昭和”转为“平成”，也就是这一年，《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旅日学者岳光当时作为留学生来 到“后工业化”的日本，开始他的“平成”之旅。如何评价这30年的日本以及中日之间的变化？在岳光看来，这是见仁见智的话题， 他表示，作为留日的“歪果仁”，并“斗胆”自认为是“平成时代” 的一个见证人，概括起来就是——这30年日本去掉了头上的光环由虚向实，而中国正放下心里的包袱全面奋进，中日彼此更加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对方的时代已经开启。

　　我是1979级的大学生，专业是企业管理。当课堂上初次听到松下、东芝等日本企业及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时，真的像打开了一扇天窗。当时美国学者傅高义在《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一书中说，日本正在创造“后工业化”社会的样板。彼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而日本却进入“后工业化”，这无疑加深了我对日本的好奇心，有了找机会去日本“见识见识”的念头。

　　1989年10月19日，当我推着行李箱走出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大楼时，感觉眼前的现代化建筑和北京的首都机场航站楼隔着一个时代。我操着看得懂、能表达、听不懂的“单行日语”乘坐机场巴士，从千叶县向东京进发。一路上一片田园风光，进入市区后，巴士在上下三层的高架路上疾驶，楼群密集得像竹林一样，楼宇间小汽车川流不息，好像流淌的血液……当时就想：“真是没有不先进的，日本‘后工业化’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

　　实际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商品的丰富程度：便利店星罗棋布，还有24小时营业的，这是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的生活可以持续到深夜。对于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来讲，晚上去便利店买东西，成为排遣寂寞的方式之一。大型超市商品琳琅满目，“没有买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欧美的进口商品竟然比日本产的还便宜。记得我当时在一家超市里专门找有没有中国商品，结果只发现三种：天津甘栗、遮阳苇帘、棉布汗衫。

　　当时来日本的中国人还比较少，我在街上吃的第一顿饭是“广东面”，店主是位老华侨，他问我：“是来打工的吗？”我说是留学后，他就不做声了，但过了会儿用筷子给我添了一大块叉烧肉。遗憾的是，此后30年，都没有再去过这家面馆，不知道老先生后来如何。

　　我在日本读的是经营科学硕士，按规定2年后毕业时需修满30个学分，但我总计修了45个学分。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学得越多才能越接近于了解日本。当时的日本经济正处于鼎盛期，日本的目标是和美国“平起平坐”。1989年底的一天，日本各大媒体登出一条惊人的消息：三菱地产公司收购纽约的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我问研究室的日本同学怎么看这件事，对方无不自豪地说：“我认为日本在经济上已打败美国。”我只能暗自着急，心说：“日本果然争到第一了，那中国就差得太远了。”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89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分别为3400多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说明那段时期人家经济搞得比你好，因此日本“变大”了。这也让日本的“眼光”更高了。我平时喜欢逛书店，这里比在课堂上更能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那些年，日本右翼学者有关“中国崩溃论”的书很畅销，整个上世纪90年代这种论调都很有市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僵化的制度，抑制人的创造力，因此经济最终必然破产，苏联就是样板”。我和日本人交流时，话题多是对日本新鲜事物的了解，其实内心里还是生怕中国落后于对方。

　　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在乘坐新干线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记得我第一次坐“子弹头列车”新干线是1994年底，是就职后从东京到静冈县出差的路上。我当时盼着这次出差，就是想体验一下这样的速度和现代化。

　　恰恰是1994年前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大事件。日本这边是经济泡沫破裂，日经指数从最高的40000点跳崖，此后一路下滑。我认识的一位知名的日本金融学教授，他的讲座每次都爆满，但他的股票也被套了，最后不得不割肉逃出。因一曲《北国之春》而声名大噪的日本歌手千昌夫，80年代后期搞房地产，被称为“歌唱的不动产王”，可惜后来负债额达1000亿日元。他申请破产后，往日光彩不再，只能每日躬身卖艺，还债度日。到9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导致地产业不景气，三菱地产1996年不得不卖掉洛克菲勒中心。日本学界和媒体开始讨论“零增长”问题，这个提法颇具政治杀伤力，评论家堺屋太一说，从高速增长一下滑落到“零增长”，世界上绝无仅有，这就是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回看中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激起国人的奋发热情。我们意识到，其实中国的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发展速度慢的根本原因是思想包袱太重，遇事先将方案考虑周全，然后再去实际操作，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问题是态势变化不等人，你想要一个周全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日本和中国的决策层都面临同样处境，解决问题的区别是更看重哪头：是抓机遇，还是避风险？

　　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麻烦接连不断，但日本普遍采取的是“保守治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银行加大业务收缩速度，客户的业务中凡没有短期内盈利的项目一律砍掉。以我当时所在的一家日本公司为例，社长一开始是鼓励我独立开拓中国业务，向日本企业和研究机关、政府部门提供有关中国经济动态的分析报告。这是一个每期16页的月刊，名字叫《FORECAST（预测）》，是日本国内第一个由企业投资，却站在第三方立场分析中国动态的出版物。经过几年努力，该企业初步建立信誉，客户主动找来谈业务合作，项目好不容易由“零”发展到盈亏平衡，但经济衰退后，该项目因“没有盈利可能”要被叫停。社长不忍心但又很无奈，《FORECAST》只出到1998年底。

　　相反，中国企业的改革却是“大刀阔斧”。1996年到1997年期间，我参加了一个中日政府合作项目，利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资金，为国内某省编制长期发展规划提供政策评估和项目支持调研，我作为翻译及协调员和日本专家一道深入企业调研。当时接触的地方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和员工都对大胆改革持理解态度，对未来抱以期待。日方专家在私下讨论中也感叹，在日本已感觉不到变革的勇气。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顽强地扛住了，并且抓住加入WTO、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大好时机，实现连续高速经济增长，进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理念。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3.6万亿美元，而日本为5万亿美元，日本又“变小”了。

　　中国不仅变大，也变“快”了，特别是在能源供给、互联互通、交通运输领域形成世界最大社会基础设施网。中国高速铁路2008年才开通，比日本晚了40年。2008年我带日本客人到天津考察，初次坐上自己的城际高铁，舒适和快的感觉就是“理所当然”。只10年的时间，中国高铁里程已长达3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信息和交通的革命性变革，改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地理概念。一旦中国人的观念改变，奇迹必将发生。

　　所谓日本“变小”当然是相对的，它的工业和科研实力依然摆在那里，比如日本诺贝尔科学类奖得主已接近30人，中国目前只有屠呦呦一人。那么，中国是否要把超过日本人的诺奖数量当成一个目标呢？我现在不这样想了。中国的问题永远比日本多，甚至比美国多，而且更复杂。因为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个现实决定中国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所以，以他国为目标进行追赶，不是自己的出路。

　　现在网络上经常看到“善意”的提醒，比如说“你的手机中有大量日本元器件，说明技术上日本依然远比中国强”之类的，这说明他们不了解现实中国的课题，只是将某项技术超越对手视为成就，这就叫“以物累心”。我前年参观东芝公司时，日本企业负责人说：“我们用的叶片毛坯是江苏一家民营企业生产的。我们离不开中国企业。现在华为、中车以及中国的大飞机制造企业都在走系统集成这条路，说明中国企业并不落后。”

　　这些年，工作之余，我总要抽时间到仙台的鲁迅纪念碑看看，静静地在鲁迅雕像旁的石头上坐一会，有时心里会有一些纠结：“鲁迅当年留学的课题是救亡，他后来找到了目标。而我留学的课题是学知识，现在知识有了，但知识依然是外在的，判断的标准依然在别人那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岂不是白来一趟？”从一个日本朋友的言谈中我找到答案。他曾是国会议员的秘书，经常到中国出差，他和我多次谈及自己的观点：“中国政治安定，定下来的事情立刻就做，所以能成大事。而日本前些年首相换的太频繁，根本没有稳定的经济政策出台，这样下去日本就完了。”

　　为什么日本人的抱怨多了起来？我认为，两相对比，中国的做法是日本人没有经历过的，是新鲜事物，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向世界展示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能将这一过程的细节把握好，并适当调整，最后将其归纳在一起，这不也是学问吗？确实，自从我这样思考问题以后，眼前的“日本经验”似乎不再那么深奥，可取可舍任我自由。

　　最近几年，日本媒体频繁出现马云、任正非、李书福等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在普通日本人心中激起波澜。一个61岁的日本网民在看了介绍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的报道后认为“美国梦已经结束”，并留言说：“这样的中国企业会不断出现，今天的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只要不断地去尝试，眼前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当年像我一样的中国人到日本来长见识，而现在，世界又反过来研究中国的经验，这说明一个事实，只要自己的立场和方法得当，就会加速发展。当然，学习他国的经验依然重要。

　　30年的“平成时代”，日本也在不停地自我调整。傅高义当年书中提到的日本“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其实是在老龄、少子化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近来日本媒体上出现“生涯现役”的提法，意思是“活到老，干到老”，这恐怕是无奈之举。此外，通过促进消费维持再生产，也是日本的当务之急。2050年前后，日本的人口估计要减少到明治时代的水平。地方的经济活力会被东京、大阪这样的超大城市吸收，年轻人可以来大城市，但高工资会被高房价抵消。如何应对各种危机，对日本人来说，也是考验。应该强调的是，日本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文化、技术上的优势尚存。

　　当我结束30年“平成之旅”，回国前和日本朋友告别时，他们很不舍，但也为我的选择感到高兴。有日本朋友说：“认识岳桑后，我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名古屋大学，我还见到当年读研的中国同学，谈话中感觉他们依然非常努力，成绩也很不错，这又让我想起自己的留学生时代。我很欣慰，我们这一代“见识日本”和“对比中日”的课题已完成，而新留学生们将肩负未来30年的课题。今天，中国又迈上一个大台阶，在日发展的中国人今后的出路肯定也更加宽阔。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岳光（作者为旅日学者）

责任编辑：王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