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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维修电话:028-83085150,华阳沃富圣龙消毒柜售后维修网点电话，原标题：“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我还要再奋斗20年

“上讲台是做老师本分，上讲台是我最喜欢的事。”

新京报讯（记者 王俊） 作为新中国刑法的开拓者，高铭暄与很多个“第一”联系在一起：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刑法学教材主编、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亚洲第一位获得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的学者……

9月29日，高铭暄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法学界这一荣誉的唯一获得者。

作为“90后”，高铭暄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活跃在学界、课堂。前不久，人民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冯玉军去看望高铭暄，还听他打趣道：“我从研究生到现在已经奋斗了近70年，我还要再奋斗20年。”

高铭暄是

亚洲第一位获得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的学者。

人民大学新闻中心供图

见证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

提及高铭暄，便不得不说他与刑法的故事。作为唯一一位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高铭暄见证了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组织法通过后，刑法起草工作也提上日程。

当年10月，26岁的高铭暄接到赴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刑法起草工作的通知，这也是刑法立法“首次上马”。

1957年6月，经过多次修改，刑法草案第22稿出炉，并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征求代表意见。就在这时，“反右派”斗争开始，紧跟着是“大跃进”，几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中止了。

1962年5月，刑法草案修订工作再次全面启动，新的起草工作几乎把此前的全盘推倒重来。次年10月，立法小组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稿。

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让草案修订工作“落”了下来，第33稿一停就是十几年。

直至1978年10月，刑法立法“三次上马”。 经过200多个日夜，刑法起草小组在原来33稿的基础之上又五易其稿。

第38稿的刑法典草稿于1979年5月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并提交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审议。

“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至今清楚记得这个时间点。

“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往下看，看着会场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代表一致鼓掌通过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激动到极点了，当时兴奋得很。”

经历了漫长的“三起两落”，中国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高铭暄也从26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半百的中年人。

“我们的刑法学是还落后，但要有自信”

不仅助力国内刑法学发展，高铭暄也是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推动者。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冯军1989年在高铭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赴日本参加联合培养。他还记得那些年中国刑法学在国际学界的窘迫。

“1993年10月高老师应邀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德国、东亚刑法学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我看到日本学者、韩国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用德语同德国学者交流，而中国大陆学者只能通过并不顺畅的翻译表达自己想法，也没人想认真听中国大陆刑法学者的见解。”他回忆道。

那天晚上，冯军问高铭暄，“高老师，中国刑法学太落后了，怎么办呢？”

高铭暄坦然地回答：“我们的刑法学是还很落后，还需要向别人学习，但是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中国是一个大国。”

2015年4月15日，高铭暄在卡塔尔多哈联合国大会上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小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是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

高铭暄认为，这个荣誉也证明，我国的刑法学为国际所承认，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为发言写满10页手稿纸

“学术是事业也是生命。”这是高铭暄经常教育学生的话。尽管年事已高，对学术的严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依然是他的习惯。

去年，在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高铭暄做了题为《中国刑法学回顾与展望》的主旨发言。

为了这个发言，高铭暄前期准备的手稿有10页纸。

“那份手稿上有许多修改痕迹，能看出进行了多次校对、斟酌、推敲。”人大法学院刑法博士生敖博告诉新京报记者，“并且，手稿上写着四页老师对网络犯罪和人工智能的思考。”

视为事业和生命的学术，在高铭暄眼中也是在修正错误中成长的。“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理解、宽容面对错误的批评。”

“在多次学术会议中我都质疑过高老师的学术观点，但是高老师从来没有怨过我。”冯军说。

早先，高铭暄曾撰写《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文章中，他对于自己反对的观点，认为不可取，但却不指明观点来源。

“严格来说，在论文中不指明自己反对观点的出处，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但是从这种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做法，可以体会到高老师善待批评宽容的态度。” 冯军解释道。

30多年培养60多位刑法学博士

既是学者，更是师者。高铭暄常言，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和指导学生。

1996年年末，冯军独自一人在德国波恩。没想到12月23日收到了高铭暄从北京的来信。

“高老师写了催我奋进的话语：‘冯军你学习勤奋，毅力又佳，当然还要继续努力，（把德语）提高达到你对日语那样的熟练程度。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对你也寄予诚挚的期望。”

这封信冯军一直保存着，“这段话对当时的我而言，是太不寻常的精神食粮。”

去年教师节，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轶拜访高铭暄，提出想让他今年新学期给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高老师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上讲台是做老师本分，上讲台是我最喜欢的事。”王轶说。

考虑到高铭暄的年纪已是“90后”，这堂课原定一个小时，结果高铭暄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

“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的。我这一生就喜欢坐冷板凳，喜欢有自己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随着自己慢慢老去，总有一天是干不动的，但是还有些东西留给社会，这是我精神上的财富。”高铭暄说。

据了解，1984年至今，高铭暄已经培养了六十多位刑法学博士生，其中不乏法学大家和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张畅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