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锦江检察院公诉了一起国企副总受贿案件，受贿人除了收取2万元现金外，还收受了两块玉。正是这两块玉的价值认定，检察院内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存在不同认识。金额认定的分歧主要在于，受贿玉的金额是以发票价、鉴定价还是行贿人明示的金额为准？其中一块玉的发票金额为58000元，鉴定价值为35000元，但行贿人给的发票金额显示却为980元。 法院采信定罪
玉观音鉴定价28000元，金镶玉佛是主观受贿价980元。之所以采纳980元，法院认为，黄某在收受贿赂时认为该玉器仅值980元，并基于该认识收受该玉佛挂件，其主观上仅有收受980元的主观故意，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当以980元认定玉佛挂件的受贿数额。
这块玉到底值多少？
■法院：980元
法院认为，黄某在收受贿赂时认为该玉器仅值980元，其主观上仅有收受980元的主观故意，应当以980元认定玉佛挂件的受贿数额。再加上另外一件玉观音以鉴定价格确定为28000元，以及2万元现金，因此受贿金额总计48980元。
■检察院：35000元
在难以确定发票与物品一致的情况下，应根据鉴定价格确定，即35000元。另外一件玉观音应以发票价格确定为39811元，再加上2万元现金，受贿金额共计94811元。
近日，锦江检察院公诉了一起国企副总受贿案件，受贿人除了收取2万元现金外，还收受了两块玉。正是这两块玉的价值认定，检察院内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存在不同认识。金额认定的分歧主要在于，受贿玉的金额是以发票价、鉴定价还是行贿人明示的金额为准？其中一块玉的发票金额为58000元，鉴定价值为35000元，但行贿人给的发票金额显示却为980元。法院一审采纳980元，但检察院对此提出抗诉。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由于法律规定不明，“雅贿”的犯罪金额认定成为司法中的一个难题。
赠送3.5万元“玉佛”
却出示980元发票
2009年起,黄某担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属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属国有独资企业）副总经理。2011年初，行贿人朱某为寻求黄某帮助和关照，在该公司后门外路边，给予黄某现金人民币2万元。
2012年至2013年期间，行贿人韩某为求得关照，分两次向黄某赠送了两块玉质挂件。其中，2012年10月份，韩某在黄某的办公室内，给予黄某一块“玉观音”翡翠挂件（发票金额为39811元，经鉴定价值为28000元），包装盒中有吊牌、保修卡和发票。黄某认为东西贵重，便让韩某将玉观音拿走，后经韩某劝说，黄某将该玉观音收受。
2013年春节前后，韩某委托公司员工陈某在春熙路锦官银楼购买了两块玉佛挂件，一件较为便宜，一件较贵的“金镶玉佛”。为便于黄某收受，韩将便宜玉佛挂件的发票和较贵的玉佛挂件搭配在一起，赠给了黄某。行贿人在黄某办公室向其赠送了这块“金镶玉佛”18K金翡翠挂件（发票金额为58000元，经鉴定价值为35000元），赠送时，行贿人出示给黄某的发票金额显示为980元。收受该玉佛挂件几天后，黄某联系韩某到其办公室，将该玉佛退还给了韩某。一个月后，韩某又来到黄某的办公室，在韩某的劝说下，黄某再次将该玉佛收下。黄某收受后放进办公室抽屉，后放入办公室保险柜中。
以980元量刑
法院判其有期徒刑3年
在办理这起受贿案件的过程中，黄某受贿的两块玉质挂件数额出现了分歧：玉观音发票价39811元，鉴定价28000元；金镶玉佛发票价58000元，鉴定价35000元，行贿时提供的发票价格为980元。
“在起诉前，检察院内部也就价格认定产生了分歧，但最终确定以鉴定价格为受贿价这一主张。”办案检察官介绍，在检察院内部，主张以发票金额确定受贿数额的理由在于，玉质挂件购买于正规商场，发票载明的价值即为行贿人支出的金钱数额，以此确定最简单、准确。
目前，对于玉器价值的确定，现有的鉴定机构尚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而主张以鉴定价格为受贿金额的理由则是，各商家销售价格千差万别，不能反映玉器的客观价值，也容易导致不同案件量刑的畸轻畸重。相对而言，鉴定价格较为合理，客观反映了实际价值，在鉴定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认定。
对于两种物品的价格分歧，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最终采信：玉观音为鉴定价28000元，金镶玉佛为主观受贿价980元。法院认为，结合案件事实，黄某在收受贿赂时认为该玉器仅值980元，并基于该认识收受该玉佛挂件，其仅有收受980元的主观故意，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当以980元认定玉佛挂件的受贿数额。检察官称，一审判决认定黄某的受贿数额为：玉观音以鉴定价格确定为28000元，玉佛为980元，另加2万元现金，总计48980元。据此，法院一审判处黄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 2 下一页 末页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