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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维修电话:028-83085150,温江博世燃气灶售后维修咨询电话，原标题：六大品牌民宿聚集一个村 能给村里带来啥好处

延庆区刘斌堡乡姚官岭村，希望能摸索出一套种植模式，用民宿消费带动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在村里形成良性循环

新京报讯（记者 王纪辛）民宿品牌为什么扎堆经营？乡村民宿盘活的仅仅是闲置农宅吗？近日，新京报记者探访了汇聚6大民宿品牌的延庆区刘斌堡乡姚官岭村。在民宿运营者眼中，延庆的高端民宿仍属于慢热型，抱团经营远比孤军奋战成本低。姚官岭村党支部书记张晓静说，除了已经开业的6家民宿，姚官岭村民成立的北京姚官岭民宿旅游专业合作社和姚官岭村集体的民宿也在建设中。“以前村集体没有经营项目，希望通过在建的民宿，逐步积累村集体资金，带动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做成姚官岭村的农业休闲旅游产业。”

三面环山的姚官岭村。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摄

乡村民宿，情怀的另外一种表达？

到了延庆区永宁古镇，还要向东穿过狮子营村，再走一段无名村路，就到了刘斌堡乡姚官岭村。

这是一个“藏”在山洼里的村子，三面环山，一条发源自白河堡水库的山间河道从村东流过。姚官岭也是延庆平原地区进入山区的第一个自然村。天然山水环境带来的“肃静”，让6大民宿品牌落户这里。

乡村民宿作为一种带有人性温度的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深受消费者追捧，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南方人文环境与北方的地貌气候等，这些天然反差为民宿蒙上了一层情感色彩，一度成为情怀的代名词，特别是乡村民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对休闲度假产品的需求。

“宿在民居、乐在乡间、游在山水，具有自然味、乡土味、人情味，是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有情感的体验。”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奇在分析民宿这种乡村经济的新业态时认为，“民宿经济已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极。”

经营扎堆而非独家，民宿品牌“伤不起”？

进入姚官岭村，一架30多米长的实木花架上爬满了葫芦藤，翠绿色的葫芦和大红灯笼悬垂着。村域环境留给人的印象是，小而不失温馨，干净而不失随和，沿路偶尔碰到的村民亲切地打着招呼，透着山村居民的从容自在。

花架上爬满了葫芦藤。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摄

村子不大，沿着藤架走到尽头，也就到了村子的南端。在民宿管家带领下，记者一次看全了正式营业的6所民宿院落。“如果是周末，客房一般都住人，看不了，尤其是最靠近花海的那个院子，带游泳池，暑期出租率最高。”

每处院落门前的标志牌上，除了民宿自身的品牌名外，前缀都冠以“合宿”二字。此前有报道说，姚官岭村聚集了“原乡里”“左邻右舍”“大隐于市”“乡里乡居”“石光长城”“百里乡居”等6大民宿品牌。“加上正在装修的北京姚官岭民宿旅游专业合作社和姚官岭村集体投资的民宿，目前一共是8家。”

追溯6大民宿齐聚姚官岭的原因，一个直接的机缘是，它们同时是“北方民宿联盟”的成员。

北方民宿联盟是延庆区在2018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的。以“资源共享、机遇共赢、协调发展”为理念，成员区域包括北京门头沟、房山等6个区，天津津南区，河北承德市、秦皇岛市以及内蒙古兴和县等地的行业团体及企业代表等44家成员单位。延庆区民宿联盟任秘书长单位，姚官岭是北方民宿联盟的第一个落地项目。

记者采访中得知，姚官岭村投入运营和在建民宿全部是在原有宅基地上翻建的新房，仅土木工程，每所院落的投入就达65万元，“这部分投资主体是北京姚官岭民宿旅游专业合作社，基建资金来自北京银行贷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姚官岭村党支部书记张晓静说：“之所以和6大民宿品牌签订长达20年的租赁合约，目的是让民宿品牌安心经营，另一方面，是让老百姓20年后收回的房子仍然结实耐用。”

据张晓静介绍，村里闲置宅基地已由北京姚官岭民宿旅游专业合作社以3万元/年的价格从村民手中租过来，租赁期间，民宿品牌按年支付租金，每5年为一个阶梯租金上浮10%。张晓静告诉记者，为了发展姚官岭民宿产业，北京姚官岭民宿旅游专业合作社向北京银行一次性贷款600万元用于老房翻建及管线铺设。软装部分是按每个民宿品牌个性，各自投资完成。“平均下来，每所民宿院落投资在80万元。”张晓静介绍说。

“民宿投入成本非常高，有的品牌做不到一个品牌投一个村，所以要寻求多品牌置入。”一位有着多年民宿运营管理经验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民宿运营上，最大的成本还是人员开支，渠道推广费用也是大头。”

然而，除了显性成本，当地民风等隐性成本也是决定民宿能否长期经营关键要素。

业内人士表示，在民宿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由当地政府牵头，知名民宿品牌矩阵发展的格局。“聚合模式相比单体打拼好得多，分摊了经营风险，放大了经营效益。”

据了解，姚官岭合宿成员在收益分成上采取均分的方式。民宿经营者认为，“这样一来，让民宿品牌有时间把精力放在民宿管理上，带给消费者更多优质体验。”

民宿盘活的仅仅是农村闲置宅院？

表面看，民宿盘活的是农村闲置宅院吗？村民得到的利益会比以前大吗？

新京报记者在姚官岭走访时，随机询问了3位村民，他们是留守的老人，其中两位自家院落仍用于自住，只有一位购买了本村闲置宅院，再转租给合作社，用于民宿经营。她表示自己不懂啥叫民宿，只要能按时拿到房租就行。

姚官岭村的民宿。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摄

和老龄村民不同，带记者参观的管家是一位回村“上班”的九零后。她告诉记者，合宿一共聘请了9位村民，有年轻人看到民宿发展机会，选择回村就业。“全村120户，除了在合宿上班，基本家家都在村里担任公益岗，每月有固定收入，比如负责打扫村域环境卫生，或者在合作社种菜。”

“村里发展民宿的同时，由合作社牵头，也在试种小米、水果玉米、原味西红柿等农产品。”张晓静告诉记者，“现在村里会种地的人都是60岁往上的，年轻人都不会种了。”

民宿产业能否弥补空心村所带来的问题？

有经营者认为，“无论300块一宿，还是5000块一宿，其实，和村落本身没啥关系。”

宿联中国董事局主席、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副会长凌新建认为，“村民们不能从民宿的火爆中获益倒是其次，更糟糕的是本来祥和宁静的村落，从此被做买卖的外来者，彻底破坏了那最后一份纯真，资本推动的‘民宿’浪潮，极有可能把文化生产方式从它原来的土壤中活生生拔出来，涂脂抹粉盛装打扮后作为美丽的干尸，加以炫耀和贩卖。”凌新建认为，民宿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加以保护的资产是“鸡在房屋上跑着，院子里堆着满地的玉米，原始而纯真的状态”。

村里还有正在翻建的民宿。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摄

当乡村遇到民宿，农业休闲产业频现尴尬

据了解，在地理位置上，姚官岭村是进入延庆东部山区的第一个自然村。村里，5位村民成立的合作社，并流转了500亩水浇地。作为股东之一，张晓静自从民宿项目启动以来，就开始同步发展无公害农产品，试种杂粮、蔬菜等。

“土地都流转给了合作社，村民给合作社打工，工资是100元/天，合作社租用本村村民土地是一年1000元/亩，村民收入上去了，但是合作社经营压力谁来分担？”张晓静告诉记者，“如果能摸索出一套种植模式，用民宿消费带动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会在村里形成良性循环。”

今年34岁的张晓静坦承自己对种地也基本不懂，甚至在农业种植上差点赔个精光。

他告诉记者，合作社曾经尝试种小米，“50亩地只打了2000斤，不放化肥，完全是自然生长。”去年，尝试种20亩水果玉米，由于付不起人工费，一根没收。今年，试种的10棚原味西红柿，采取订单式种植，由于水浇多了，西红柿生长太快，接近成熟的西红柿都爆裂了，没办法运输，幸好事先没签合同，对方只是不要了，没要求赔偿，前期投入只能由合作社承担，但是再也拿不出雇人采收的工资，任凭西红柿烂在地里。

张晓静告诉记者，“合作社唯一挣到的一笔钱是替延庆一家大型蔬菜种植公司培育观赏蔬菜，那次挣了10万元，要是没有这笔钱，合作社早就关门了。”

尽管困难重重，姚官岭村仍在摸索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但是，比种植赔本更让村民揪心的，是发展民宿的配套建设用地问题。

采访中，作为姚官岭村党支部书记，张晓静告诉记者，由于村集体没有建设用地，村里想建蔬菜储存冷库、盖冬季暖棚，甚至村域建公共厕所都没有地方。

“我现在想，通过在建的民宿，逐步积累村集体资金，带动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做成农业休闲旅游产业。”张晓静说，“由于土地性质的限制，村里一分建设用地都没有。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了解村里的实际情况，批给村里相应面积的集体建设用地。”

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